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一种透过历史现象来把握历史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思维和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和普遍原理蕴含着具体化的内在要求，与其说唯物史观的生命力在于抽象的普遍性，倒不如说在于其方法论和普遍原理的具体化运用。而大历史观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具体运用和创新发展，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具体形态。大历史观主张从长时间周期、大空间视野、整体性思维、深层逻辑分析历史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是一种全面、系统、整体看问题的理论思维和方法。只有以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为指导，我们才可以更准确地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内涵，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把握它们的根本特质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从理论思维向战略谋划再向实践方略的正确转化，增强未来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坚定历史自信，充分的发挥历史主动精神，顺势而为，走好当下和未来的路，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与阿瑟的体系辩证法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其一，“如何理解开端”？其二，是体系辩证法还是历史辩证法？其三，如何理解“形式”？其四，劳动在场还是缺场？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本质上是统一的，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导引出的正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的矛盾进展，离开历史辩证法的视域，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就会导向一种纯粹概念的自我运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价值分析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规定性和历史限度。而阿瑟由于高估了“形式”本身的重要性，导致了他的体系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断裂。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方法论上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借鉴，阿瑟的探讨虽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但由于他未能洞悉到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的理论意图和实践旨趣，因而始终未能达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视野和现实关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民族问题始终是影响世界局势、关乎人民生活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话题。霍布斯鲍姆提出，要辩证看待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性，重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从资本主义进程中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变迁、转型出发，最终落脚于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来看待民族的有关问题。霍布斯鲍姆对于民族问题的研究，是在新的历史阶段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讨论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尝试。但我们也要看到，东西方在民族生成、社会结构等方面具有截然不同的属性，绝不能将西方的理论照搬到中国的现实中来。中国学者应当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文明特有的民族发展史，通过对中华民族历史及当代发展成就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距虽有所缓解，但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仍较复杂，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长期存在。在对2010~2020年间中国各省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资源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我国东、中、西部金融资源空间分布存在非常明显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此基础上，从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完善中西部金融机构网点设置、提高中西部地区资金吸纳能力，以及优化中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优化金融资源区域配置的路径。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年贸易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廓清了沿线国家的贸易网络拓扑结构，发现“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整体密度增加，但呈现出非均质特征，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国家处于网络的核心节点位置，对网络的整体功能起着决定性作用。计量分析表明，“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对区域经济联动具有非常明显影响，网络中心度高的国家，与他国的贸易往来更密切，经济联动程度也更高；凝聚子群分析揭示，经济联动具有分层聚类的特征，同一子群内的国家间经济联动水平更高。为此，应加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区域内的贸易通达性水平；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充分的发挥沿线贸易网络核心国家的关键作用，以形成对区域内边缘国家的辐射带动作用，构建合作共赢、联动发展的区域经济生态。

  城市微空间是都会存在却未经充足利用或被忽视的空间资源，为增加城市公共空间供给、提升公共生活质量提供了可能。本文以上海市2015—2021年间城市微空间规划与治理的实践为样本，以城市权利的空间表达为着眼点，分析了城市微空间实现城市权利的治理策略。研究之后发现，上海在城市微空间的建设与治理中形成了“空间规划尊重民主参与”“资源使用遵循权利平等”“更新改造促动多元个体权利融合”三个维度的治理策略，尊重民众对城市权利的诉求，为全国城市微空间的治理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范本与经验。未来我国城市权利的保障与实现可以藉由城市微空间这一物理媒介，以城市更新为主要路径，从空间支配权与空间资源平等几个方面维护城市权利，实现人民对美好城市的愿景和期待。

  城市空间利益冲突表现为各利益主体对有限空间资源的争夺，造成空间产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离、错位，导致空间权益受损。导致这一冲突的根源是空间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的增长性多样性之间的矛盾，背后是相关制度的缺失，治理体系不完善。以保护城市权利、主体利益平等、维护空间公正、保证程序公正为价值取向，构建以人民参与为核心、人民需求为导向、人民利益为根本、人民满意度为中心的城市空间治理体系，推进城市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实现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新时期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鲜明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城市空间治理理念的价值关怀和实践品质。

  传统的道德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但当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化与信息化加速了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陌生人社会正在成为社会的主流形态，出现了“混居”于日常生活中的陌生人、“陌生的熟人”和“熟悉的陌生人”等。在转型期，熟人社会的道德逐渐式微，陌生人社会的法治慢慢地增加。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刚性”之维，容易陷入刚性有余柔性不足、有理性无人性等困境之中，所以，需要坚持法律和道德结合，德治与法治的统一，重建陌生人社会的道德。陌生人社会道德教育就是要以道德的态度增进陌生人之间的爱与责任关系，实现陌生人之间的团结共在，建立一个文明的、温暖的和谐社会。

  从社会管理迈向社会治理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也衍生出大量难以消除的内生性矛盾。传统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管理实践具有简单化、粗线条和单边性等特点，形成了许多激烈的甚至恶性的矛盾冲突，不仅降低了管理的合法性，也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社会治理内在包含着多元主体、良性运作和高效互动等多重特质，是新时代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密码。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不仅是量的变化，比如增加了治理的主体，减少了对立冲突；更是质的提升，具体包括多元主体的分权、权责的交互嵌套以及信息的共享等。社会管理是适应简单社会的管理形态，复杂社会内在地要求多元参与的良性互动，以达成更可接受和更为均衡的治理方案。适应复杂社会治理的需要，社会治理既需要充分的发挥多元治理网络的潜能和优势，也需要尽力规避其内在的效率悖论。

  工业社会的组织管理和社会治理都是控制导向的，但这种控制导向是由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所决定的。在人类进入风险社会后，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管理以及社会治理中的控制导向就变得不再可能，需要以新的组织形式来替代既有的组织，即合作制组织。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历史转型，必然持续地推动合作制组织的成长。

  个人隐私信息的侵权责任认定是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关键。委托处理个人隐私信息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产生侵权后的责任认定难度最大，需要类型化思维深入剖析。以“合法性”为标准和依据，可以将委托处理个人隐私信息侵权责任的类型划分为“合法性委托实施的侵权责任”和“非法性委托实施的侵权责任”。《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法》对“合法性委托实施的侵权责任”的认定已做详细规定，而较为复杂的“非法性委托实施的侵权责任”则需要深入探讨。按照合法性原则、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可将其进一步划分为“受托人违反约定处理个人隐私信息时的侵权责任、委托事项非法时的侵权责任、受托人处理委托人非法取得的个人隐私信息的侵权责任”三种类型。从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和归责方式切入，分别确定委托人与受托人的侵权责任。

  行政备案制度能够兼顾“规制”和“缓和”两大政策目标，是实现“证照分离”的关键。但是，理论和制度的准备不足导致审批改为备案改革实践中存在一些现实问题：法治化路径不明以致调法调规工作陷入困境，类型理论错误以致事前备案的现实运行困难重重，行政程序缺失以致事中事后监管漏洞频出。当前中央层面立法全面规制行政备案的条件尚不具备，更适宜推进问题导向型改革，通过行政职权冻结制度确立审批改为备案的法治化路径，将事前备案纳入行政许可范畴，在辨析行政备案行为属性的基础上规范行政备案的程序。

  叙事作为研究过程中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和研究策略，被质性分析所重视，在互联网人类学研究中也有诸多呈现。但从实践层面和方法探寻上看，该领域对复杂文化样式的挖掘和人的叙事仍显不足。互联网人类学中人的叙事场景、展开方式、叙事核心等有重要的方法论作为支撑。重新理解互联网空间和场景、注重网络中的过程叙事与关系性、回顾生命历程进而拓展叙事空间等理念和方法，有助于研究者进入网络现场进行观察，达成对数字技术进行深度分析的目标。将人的叙事带入互联网人类学，为数字情境下的经验性研究另辟思路，也为如何理解网络技术与人的关系提供新的维度。

  作为摄影技术在互联网时代的中介化形式，截屏继承了摄影“有图有真相”的认识论优势，广泛参与到中介化交往与公共讨论之中，但其作为数字图像的本真性问题及其危险影响却遭到忽视。将截屏置于摄影批判和网络化现实中，其充当记录和证据的合法性受到本真性的内在挑战。截屏实践涉及的截取、保存和传播过程采取了截取作为“框架”技术、保存作为瞬时记忆术、传播瓦解公私边界等本真性建构的差异化策略，并组合为个体记录、“阅后即焚”和共同见证三种不同功能的截屏类型，其社会性和欺骗性程度递增，促使截屏实践所鼓励的“表面真相”作为一种技术形态，日常性地瓦解了人类对于真实的反思能力，且以隐蔽的方式服膺于政治、经济和个人利益的表达。

  自2012年开始的中国新时代文学在创作特点上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许多作家着力于从时代、历史和现实关系中描写人物性格、刻划人物形象，以前创作中曾经一度出现过的私人写作、个人写作和游戏主义倾向得到了有力的矫正。许多作家强调作品的社会使命和教育功能，实现了一次由“向内转”到“向外转”的深刻转型。其中反映爱情、婚姻与个人生活的《镜中》《长夜》《个人主义的孤岛》，表现真实的生活题材的《人世间》《桂香街》《烟火漫卷》和描写历史题材的《山本》《刻骨铭心》《文城》等作品，是“向外转”的突出代表，表现出与以往文学迥然有别的特色。“向外转”是新时代文学的一种自觉追求，需要我们来关注和思考。

  在历史上，诸多民间艺术都曾自觉地向雅文化靠拢，不断追求审美性，趋向文人审美趣味。从两宋时期的瓷器、画绣到明清时期的紫砂壶、竹刻、铜香炉及昆曲等，都出现过雅化的历史现象。传统民间艺术的雅化有其历史逻辑，一是民间艺术发生了分化，部分脱离了日用，转化为一种商业化的文化产业形态，不得不“上进”；二是文人阶层“眼光向下”，其审美意识渗透到民间艺术与艺人群体之中，艺人无力阐述、坚守民间艺术自身的美学精神，理性地迎合了文人阶层的文化需求。在当代社会，民间艺术的仿古及其“中式美学”似乎延续了雅化的历史逻辑，其实不然，失去民间传统文化精神支撑的“古意”与“中式美学”只能成为一种身份消费的标签。面向当代艺术精神，真诚地表达当下生命经验，是当代民间艺术雅化该走的新路。

  在元宇宙时代，城市文化产业将实现新的跨越。文化产业IP的开发正在突破线性思维的传统模式，进入虚拟现实、虚实交融、AI与人类智能共创、非人类中心的多维世界等四大象限。城市文化产业的新业态建设基于头部平台和创新生态相结合的架构，以分布式组织的治理体系吸引了多元主体共创与共享。文化产业的新场景开发，形成了平台型场景、功能型场景、体验型场景等多种模式，促进了新技术的应用和新消费的升级。中国要壮大元宇宙背景下城市文化产业的优势，应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重动力，迈向规范、有序、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发展乡村数字文旅是新时代贯彻落实乡村全面振兴战略，推动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的重要手段。产业本身的优化升级、文旅市场的多元消费、“新基建”“新技术”的融合、持续性扩大内需等因素为乡村数字文旅发展提供了多元动能。数字技术重塑了乡村文旅产业的场景构建，形成了由元宇宙乡村社区、乡村智慧旅游平台、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平台以及N种数字化体验空间的联合组合而成的“1+2+N”场景体系。推动乡村数字文旅高水平发展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主体意识与素质、构建特色文化传播体系、促进乡村整体环境优化。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